近百年来，印度将首次在人口普查中要求民众申报种姓。6月初，印度内政部宣布将在2027年3月前完成新一轮全国人口普查，并同步进行种姓普查。据印媒报道，印度上一次成功进行种姓普查，还是在1931年的英印统治时期。尽管印度《铸币报》称，种姓普查旨在了解印度的种姓分布及各个种姓民众的社会、经济和教育情况，但仍有观点认为秦安配资，种姓制度是“印度拥抱现代化的最大障碍”，作为各政党政治博弈的结果，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践将加深该国百年来“最隐秘的伤疤”。
保障弱势种姓权利VS加剧社会分裂
“有人试图在选举中借种姓使国家分裂。于我而言，印度只有4个种姓：妇女、青年、农民和穷人。”这是印度人民党（印人党）在赢得2023年中央邦、恰蒂斯加尔邦和拉贾斯坦邦的邦议会选举后，印度总理莫迪对国民大会党（国大党）在上述3个邦进行种姓普查的间接回应。仅仅两年后，莫迪对种姓普查的态度便发生了180度大转弯。
印度政府于6月4日宣布将启动新一轮全国人口暨种姓普查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、喜马偕尔邦、北阿肯德邦将于2026年10月1日启动，全印其余地区将于2027年3月1日举行。
印度种姓普查再次引发了一场长期存在的争论：统计种姓究竟会提升弱势群体的地位，还是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。据英国《独立报》报道，印度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，本次人口普查本应在2021年进行，却因新冠疫情和后勤障碍而推迟。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种姓普查是否仅针对印度教教徒，还是会涵盖同样受到种姓影响的伊斯兰教、基督教和锡克教教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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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4月14日，印度班加罗尔民间艺术家参加出身“贱民”家庭的“印度宪法之父”安贝德卡尔134周年诞辰纪念活动。
一般认为，印度种姓制度起源于3000多年前。资料显示，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，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，结合自身宗教和当地文明形成种姓制度，严格划分印度教徒的等级和职业：第一等级的婆罗门为祭司；第二等级的刹帝利为武士；第三等级的吠舍为平民；第四等级首陀罗为被征服的土著居民。除了上述四大种姓之外，还有被称为“贱民”或“不可接触者”的达利特人。种姓制自产生起，每个等级分化成更小的集团，即亚种姓，统计难度极大。
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介绍称，数百年来，种姓制度支配着印度教宗教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职业世袭、内部通婚、等级森严、社会隔离是印度种姓制度的主要特征。种姓体系赋予高种姓诸多特权，同时默许高种姓群体对低种姓的剥削和压制。尽管印度独立后，种姓制度被废除，但印度教徒仍被分为“先进阶层”和“落后阶层”。实际上，“先进阶层”就是过去的高种姓，“落后阶层”由表列种姓、表列部落以及“其他落后阶层（几十年来从未被正式统计过的几个低种姓和中种姓）”组成。
自上世纪50年代起，为提高“落后阶层”在经济、社会中的地位，印度法律规定了一项预留制度，即在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以及由政府资助的公立或私立教育机构，为弱势种姓在就业和升学方面保留一定比例名额。《独立报》估计，在印度14亿多人口中，超过2/3的人处于种姓制度较底层，其中达利特人约占2亿。
莫迪忽然转变立场秦安配资
近百年来，种姓数据一直是印度社会“不可说的秘密”。据《印度时报》报道，1881年至1931年英国殖民统治期间，种姓普查是印度人口普查的常规内容。1951年独立后，为避免社会分裂加剧，印政府叫停种姓普查。1961年印政府允许各邦基于自己的调查编制表列种姓，但不能进行全国性种姓普查。
1980年印度曼达尔委员会为“其他落后阶层”保留27%席位的建议，使种姓数据成为政治焦点。2011年，国大党时期的辛格政府尽管努力收集了种姓数据，但调查结果从未得到充分公布。近年来，比哈尔邦、特伦甘纳邦和卡纳塔克邦等邦开展了各自的种姓调查，以指导福利计划和保留政策的制定。
据印媒报道，无论是印人党还是国大党都违背了其“初心”。《今日印度》称，由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政府决定在1951年的人口普查中不统计种姓信息。如今国大党的领袖拉胡尔·甘地称自己为呼吁全国性种姓普查的“最强音”。印人党此前始终以“维护印度教统一”为由拒绝种姓普查，并斥责种姓普查的支持者为“分裂势力”。
对于莫迪政府在种姓普查上态度大转弯，印度《电线报》称，莫迪背离了“印度教特性”的信条和印人党及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在种姓上的立场。《铸币报》则认为莫迪此举是选举政治博弈的结果。印人党传统上依赖高种姓与城市中产支持，但其核心选民基础仅占印度人口的15%。在2024年大选中，印人党在比哈尔邦等关键选区因忽视低种姓诉求而遭遇“滑铁卢”，在国会中失去简单多数席位。比哈尔邦的2023年地方普查显示，该邦弱势种姓占比高达63%。
同时，国大党经常打社会公平、弱势种姓赋权牌，如今印人党决定在比哈尔邦议会年底选举前宣布进行种姓普查，被批评者称为“充满政治权宜之计的气息”。还有观点认为，印人党政府“策略性妥协”的背后，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难以掩盖的经济不平等：印度最富有的5%人口掌握60%财富，达利特人中仍有24%的人日均收入低于2美元。
印度打开“潘多拉魔盒”？
《印度时报》提到，种姓统计的复杂性远超想象，关于如何收集、分类和应用数据的细节尚未明确。预计此举将对印度的治理、选举政治以及更广泛的对抗不平等的斗争产生重大影响。印度现存4000余种亚种姓，且身份认定充满流动性：跨种姓通婚率不足5%，后代身份界定模糊。而城市化进程中，许多人通过迁移、教育或职业变更试图摆脱种姓标签。比哈尔邦此前进行的种姓普查便凸显了其操作的困难程度——27万名普查员耗时一年才完成1.3亿人的数据收集，婆罗门群体中仍有17%拒绝申报种姓。
《今日印度》此前报道称，种姓普查很可能让各个群体为了争夺最大的“特留权”而造成新的社会动荡。据报道，1990年，印度时任总理辛格便因照顾印度弱势种姓的“曼达尔方案”，引发全国性辩论和种姓间的冲突和混乱，最终导致其下台。就在2024年5月，因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梅泰族多次向政府要求“表列部落”地位遭到其他表列部落的反对，该邦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，造成至少54名平民死亡，数百人受伤，最终不得不靠军队强力介入才得以平息骚乱。印媒称，种姓普查的结果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尚不清楚，印人党如何应对普查后的争议和混乱将决定这一举措的成败。
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峰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秦安配资，种姓普查政策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既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公平的催化剂，也可能成为加剧分裂的导火索。特别是在当前政治语境下，这种操作可能会将政治异化和党派纷争演变为“配额竞价”，成为政治操弄新的“选票杠杆”。如何在实施种姓统计的过程中谨慎权衡各方利益，在数据与民主、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，是对莫迪政府的重大考验。否则，种姓普查可能从“社会公平的测量仪”异化为“国家撕裂的催化剂”，继续让种姓这一萦绕数千年的沉重话题在现代印度投下更长的阴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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